“一纸书来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……”300多年前，这首让墙诗让一条六尺宽的小巷名动天下，300多年后，小巷所在的桐城市文昌街道先后走出4位“中国好人”。助人为乐、敬业奉献，名目不同，传承的却是一种“礼让”之风。

　　(《安庆晚报》10月19日)

　　六尺巷的故事家喻户晓，却常被简化为一个“退让”的道德寓言。张英修书一封，家人退让三尺，邻居感愧亦退三尺。故事的张力在于“争”与“让”的瞬间抉择，仿佛道德的全部重量都压在那一念之间。然而文昌街道的这四位好人，恰恰给出另一种答案：真正的“让”，不发生在围墙将砌未砌的紧要关头，而发生在围墙从未砌起来的漫长日常里。

　　周桂兰、刘巧毓婆媳为五保户叶圣祥送饭40余年，两家共用一个院子，始终没砌围墙。那堵物理意义上的墙从未存在，心理意义上的墙也从未生长。一碗饭端了40载，不是某一次惊天动地的“让”，而是日复一日的“记得”。张耘把六尺巷的“听、辨、劝、借、让、和”六字化为工作法，讲的不是一场纠纷的平息，而是“串百家门、知百家情”的持续在场。乔丽娟3个月敲开一户户门，记下4本民情日记，账本越记越厚，问题清单越来越短。这些事迹的共同点在于：“让”不是一次性的道德爆发，而是被编织进日常运转的毛细血管。

　　这恰恰修正了人们对“礼让”的常见误读。礼让常被想象为一种对冲突的被动回应——有争才有让，无争则让无用武之地。但文昌街道的实践表明，真正有生命力的“让”，恰恰生长在冲突尚未成形之前。送饭婆媳让出的是时间与心力，张耘让出的是上门调解的耐心与倾听的余地，乔丽娟让出的是“等群众上门”的惯性，改为自己先迈出脚步。这些“让”没有对手，没有剑拔弩张的谈判桌，却构成了基层治理最厚实的底土。等到纠纷出现时，那堵“墙”早已被日常的善意泡软了根基。

　　更深一层看，六尺巷的“让”之所以能跨越三百年仍具解释力，不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纠纷调解技术，而在于它把“让”从道德律令转化成了可操作的日常实践。张耘的解决问题、解释清楚、让群众解气“三解工作法”，本质上是用制度化的方式为“让”腾出空间。乔丽娟的“零工驿站”和“周五夜读会”，则是把“让”的善意嵌入就业服务与文化供给的结构中。道德若只靠个体自觉，终难持久;唯有沉淀为工作法、议事规则、社区服务，才能从“好人好事”升维为“好人生态”。

　　一条街道走出4位中国好人，概率上或许是偶然;但一种“让”的文化能在这条街道上反复被践行、被讲述、被制度化，则有其必然。六尺巷的砖墙早已不是当年的砖墙，但“让”的精神若要延续，靠的是巷子外那些从未砌起的围墙、从未中断的饭食、从未合上的账本。让墙之“让”，不在墙而在日常。这或许是4位好人给基层治理最朴素的启示：最好的调解，是让纠纷来不及发生。